隨著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改革不斷推進”，如何圍繞事實(證據)為中心、法律為準繩準確的裁決、處理案件，成為包括司法部門和律師在內的每個法律人的考慮的問題。近日，犯罪嫌疑人黃某某涉嫌欺詐一案，經過陳律師的不懈努力，精彩的辯護，成功獲檢察院不批捕處理。

日前，當事人黃某某因涉嫌欺詐罪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并被提請逮捕。陳律師接受當事人黃某某家屬的委托，擔任當事人黃某某該案的辯護人。接受委托后，陳律師緊堅抓住37天黃金時期，迅速安排會見，并針對案情與團隊進行深入的研究論證。 ? 在37天黃金時期內，陳律師分別向廣州市公安局和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提交取保候審申請書及不批捕法律意見書。

經過陳律師的多番努力，2019年4月30日，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決定對黃某某不予批準逮捕。

在關押多日后，當事人被取保候審，辯護工作取得階段性的勝利。

是否構成欺詐罪?

筆者認為：大部分的欺詐罪應當圍繞兩個核心要點討論：

1、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

2、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欺詐罪的五大要素?

如何判斷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

一、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是評價行為人是否符合欺詐罪的前提條件。

如何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最高法首先出臺原則規定：最高法《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其次，關于哪些具體情形屬于非法占有為目的情形，最高法《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和最高法《關于審理非法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均作了細節規定：

1

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或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

2

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或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

3

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或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

4

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款不能返還的

筆者認為如果無證據證明行為人具有上述法律情形，那么應推定行為人不具有法律意義上的非法占有為的目的。

欺詐罪有何構成要件?

二、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欺詐罪的客觀要求，是評判是否構罪的核心。

筆者認為按《刑法》理論通說，欺詐罪五大客觀要件：1、虛構事實、隱瞞真相：2、被害人相信虛構的事實并產生錯誤認識;3、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4、行為人收到被害人處分的財產;5、被害人財產損失與行為人的虛構事實行為有因果關系。只有有證據證明行為人的行為符合上述五大客觀要件，才能證明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欺詐行為。

另外筆者認為五大客觀要件與非法占有為目的互為因果，即使行為人的行為符合五大客觀要件，但無法證明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也不能證行為人的行為構成欺詐罪。

即使構罪，能否免于逮捕?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的一百三十九條至一百四十二條對逮捕的條件有明確的規定，但同時規定了不予批準逮捕的條件之一：主觀惡性較小的初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現或者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確有悔罪表現的。

騙保型欺詐是欺詐罪?合同欺詐罪?

司法實踐中針對騙取社保型犯罪應當如何定性?是欺詐罪或是合同欺詐罪?實踐中存在兩派觀點：一、認定為欺詐罪;二認定為合同欺詐罪。

定性欺詐罪主要觀點

1、2014年4月24日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解釋》(以下簡稱《立法解釋》)規定：以欺詐、造假?證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騙取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險金或者其他社會保險待遇的，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欺詐公私財物的行為。

2、合同欺詐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經濟合同，系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簽訂的合同，凡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無關的合同均不屬于合同欺詐罪中的“合同”。

實踐中部分司法機關認為醫療保險基金中心，是行政法規確定的醫療保險基金的管理機構，負有管理醫療保險基金的行政管理職責，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規定，行政機關為實現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標，在法定職責范圍內，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協商訂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屬于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十一項規定的行政協議(也即行政合同)。

定點醫療機構服務協議明確，該協議簽訂目的系為保證本市參保人員享受基本醫療服務，促進社會保障及衛生事業發展，且該協議執行過程中發生的爭議，也只能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解決。因此，醫療保險基金的管理機構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協商訂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是行政合同，而非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簽訂的民事協議。

定性合同欺詐罪主要觀點

筆者認同第二種觀點，患者與醫療機構的簽訂的服務合同，以及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與醫療機構的簽訂服務合同，本質仍屬于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簽訂的民事協議。具體理由如下：

1、從宏觀上看《社會保險法》以及《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定點醫療機構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定，社保經辦機構不屬于社保行政部門，不是行政法意義的行政主體。

《社會保險法》第七條、第八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的社會保險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負責有關的社會保險工作。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提供社會保險服務，負責社會保險登記、個人權益記錄、社會保險待遇支付等工作，不具有行政管理職責。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定點醫療機構管理暫行辦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的規定，社保經辦機構的職能就是與定點醫療機構訂立協議，并負責與定點醫療機構進行醫療費用的結算。對于定點醫療機構的管理和監督，其職能部門是社會保障行政部門以及衛生、物價的等行政部門。社保經辦機構不具有行政管理職權。

2、從微觀上看，患者利用社會保險支付工具向定點醫療機構支付藥費，是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民事行為。

上文提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負責社會保險登記、個人權益記錄、社會保險待遇支付等工作，不具有行政管理職責。在具體付費中，患者基于醫療服務合同向醫療機構支付藥費，基于行政法規、醫保定點服務合同要求社保經辦機構向醫療機構支付費用，以及醫療機構基于醫保定點服務合同與社保經辦機構結算醫療費用的行為，屬于平等市場主體之間基于意思自治而訂立的合同。患者、社保經辦機構、定點醫療機構三方就醫療行為訂立的服務合同，屬于合同欺詐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經濟合同范疇。

編后語

毫無疑問，醫保基金是人民群眾的救命錢，這樣的行為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是，“法律的歸法律”，醫療機構“騙取”醫保基金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何種犯罪，則應當依照“罪刑法定原則”依法定性，絕不能因為騙取的是“醫保”基金就隨意定性，甚至破壞法治。

重慶柳濤律師事務所：

團隊核心成員對刑事案件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豐富的辦案經驗，團隊成員分工合作，對于比較復雜的案件,團隊律師制定多套辯護方案，對于疑難刑事案件，團隊律師會定期舉辦案件研討會和專家會診，使當事人的合法利益大化，近年來團隊律師辦理了一批公安部督辦的、具有全國影響的大案子，也辦了一批獲得輕判、不予批捕的、不予起訴的、不予刑事處罰的刑事案件，甚至有的案件法院直接判決無罪釋放的，得到當事人的普遍好評，給團隊律師送來了一面面錦旗和一封封感謝信，“金杯銀杯不如當事人的口碑”，團隊律師一直堅持“讓該坐牢的坐的明明白白，讓不該坐牢的早點出來”，“為您維權是律師的天職”、“公平正義是我們畢生的追求”，“為自由而辯，為生命而辯”的執業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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